火不思，蒙古族弹拨乐器，见于元代，盛行于明代，清朝列入国乐，清后失传，建国后重新研制成功。
火不思一词为突厥语“qobuz”的音译，约于唐代从中亚传入中国，又名浑不似，“和必斯”、“虎拨思”、“琥珀词”、“吴拨思”、“胡不思”和“胡拨四”等（均为蒙语音译，即琴的意思）。民间称其为胡不儿或浑不似。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甘肃省北部等地。四弦、长柄、无品、音箱梨形，明代时民间相当盛行。
传世历史
历史悠久的火不思，出现于公元前1世纪初，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人民共同创制的一种弹弦乐器。
关于火不思，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西汉元帝时（公元前49年—前33年），南郡秭归（今属湖北）王昭君被选入宫，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匈奴王呼韩邪单于来到长安朝见汉皇，汉元帝以礼相待，呼韩邪单于表示“愿婿汉氏以自亲”，永结友好。王昭君自愿嫁到匈奴，汉元帝遂以昭君相许，呼韩邪单于封昭君为“宁胡阏氏”。王昭君去匈奴路上，曾在马上弹奏琵琶。她的故事，成为后世诗词、小说、戏曲和说唱等的流行题材，绘画中也有王昭君马上弹琵琶图。在匈奴期间，王昭君所弹的琵琶，深为胡人所珍视，并模仿它制作了新的乐器，既粗陋又不相像，从此便有了“浑不似”之名。宋代俞琰的《席上腐谈》（卷上）记载此事写道：“王昭君琵琶坏肆，胡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浑不似’，今讹为和必斯”。
宋代陶宗仪《辍耕录》载：“达达乐器有浑不似。”火不思的图像，最早见于唐代古画中。1905年，在新疆吐鲁番以西的招哈和屯（这里原是古代高昌地区），发掘的9世纪初的唐代高昌古画，画中有“一儿童抱弹长颈、勺形、四弦轴并列一侧的弹拨乐器”。可见，早在唐宋时期，火不思已流行于我国西北广大地区。新疆柯尔克孜族的考姆兹和云南纳西族的苏古笃，在形制上与火不思相近，名称也相似，它们属同一渊源的乐器。
相关记载
火不思之名及其形制，始见于元代史籍。《元史·礼乐志》（卷七十一）载：“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有小槽，圆腹如半瓶，以皮为面，四弦皮絣，同一孤柱。”《事物异名录·琵琶》载：“元志，天乐一部有火不思，制如琵琶，今山、陕、中州弹琥珀词，盖‘火不思’之转语也。”这种乐器在蒙古族建都北京的元代，已被列入国乐，是经常在宫廷盛大宴会或王室内宴上演奏的乐器。后来广泛流传和盛行于中原，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汉族人民也喜闻乐见。
朱元璋灭亡元朝以后，许多蒙古族风俗习惯都被明朝继承下来，如演武中的“射柳”、礼节中的官民相见礼等都原样保留着。但火不思已不入国乐，继续在蒙古族中流传，并起着沟通蒙、汉族之间文化联系的作用。
15世纪中叶，蒙古瓦剌部强盛，明廷赠送给瓦剌可汗的礼物中就有火不思。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的“土木之变”中，掳获英宗的瓦剌太师也先特别擅长音乐，他宰马设宴，先向英宗奉上皇酒，然后亲自弹奏火不思并唱着歌，还命令身旁的蒙古族人一起合唱，这在《明英宗实录》中曾作了记载。
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有：“今乐器中，有四弦长颈圆鼙者，北人最善弹之，俗名琥博词……本虏中马上所弹者。”
明代沈宠绥《度曲须知》载：“明朝北调伴奏乐器中有筝、浑不似……”
在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的中国乐器博物馆里，珍藏有一面明代制作的传世火不思（图）。通体用红木制成，全长83.5厘米、腹宽12.5厘米，共鸣箱呈半葫芦形，下半部蒙以蟒皮，琴首平顶无饰，弦槽后开，左侧横置四轸，颈细而长，表面平滑无品，竹制琴马，张四条丝弦，琴背通体雕刻精美花纹，此琴工艺细腻，外表美观，堪称精品，有着乐器鉴赏和艺术品收 藏双重价值，已被载入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刘东升先生主编的《中国乐器图鉴》大型画册中。
到了清代，蒙古族的风尚再度盛行，这是因为清朝入关前（叫后金），满族的文化受蒙古族文化影响较大，入关后，清朝除继承以汉族为主的中原文化外，又有意识地提倡满蒙文化，所以许多元朝习俗又兴盛起来。清朝把蒙古族音乐列为国乐之一，除在欢宴蒙古王公时演奏外，每逢正月初一、正月十五大朝会和木兰行围时都要演奏。《大清会典》图注述其形制说：“火不思，四弦，似琵琶而瘦，桐柄梨槽，半冒蟒皮，柄下腹上有棱，如芦节，通长二尺七 寸三分一厘一毫。”《清朝续文献通考·乐考》中也有：“火不思制如琵琶，直颈无品，以皮为面。”此时的火不思，是蒙古乐番部合奏乐器之一。《大清会典·乐部·若燕乐番部合奏》有：“用云璈—箫—笛—管—笙—胡琴—琵琶—三弦—月琴—二弦—轧筝—火不思—拍板等。”清代陕西梆子（又称西调）曾使用火不思为伴奏乐器。民国初年，内蒙古东部喀喇沁王府乐队中仍在使用火不思。火不思还用于民间器乐合奏，在河北省易县东韩村的十番会演奏中，至今仍使用火不思。
传统的火不思，形似饭勺，琴杆较长，共鸣箱较小，由于音箱蒙 有皮膜，因而音色富有浓厚的草原风味。
重新存世
北京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杨大钧先生珍藏有一面传世火不思精品：通体用硬木制成，全长80厘米、腹宽10.8厘米，共鸣箱蒙以蟒皮，上方嵌有骨花和螺钿花纹，琴首平顶，正面镶嵌螺钿梅花，弦槽后开，左侧横置四个瓜棱形琴轸，琴颈细长，共鸣箱背部雕刻有精美纹饰，此琴约为清代初期制品，已被载入《中国乐器图鉴》大型画册中。
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乐器博物馆还收藏清代火不思四面，它们多来自艺术界人士捐赠，其中有梅兰芳先生藏品两件，程砚秋先生藏品一件。形制大同小异，但都各具特色。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捐赠的梨木火不思，全长74厘米、腹宽10.5厘米，共鸣箱蒙蟒皮，提琴式琴轸分列琴首两侧，左右各二，弦槽前开、有盖，骨制山口，张四弦。梅先生捐赠的另一面火不思，柴木制，全长72.5厘米、腹宽10.3厘米，共鸣箱蒙以小鳞蟒皮，琴轸型式和安置方位同前，弦槽前开、有盖，骨制山口，琴背通体髹以红色底漆，其上绘有金色双龙纹饰。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砚秋先生捐赠的火不思，通体用老红木制成，全长84厘米、腹宽10.5厘米，共鸣箱上部红木为面，中间开一圆形音孔，下部蒙以小蟒皮，琴首后弯，左侧置四个象牙琴轸，弦槽前开、蒙象牙盖板，象牙山口，张四条丝弦，制作精细，小巧玲珑，为清代制品中的姣姣者。还有一面购自著名琴家郑颖荪的火不思，柴木制，全长84.5厘米、腹宽13厘米，共鸣箱上部蒙桐木面，下部蒙蟒皮，左置四花梨木轸，轸顶嵌骨花，琴颈缠有七 道丝弦品，张四条丝弦，通体髹以黑漆，背部饰有云纹及金漆双龙戏珠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很重视民族音乐遗产的继承和发掘工作，使古老的火不思重获新生。20世纪60年代初期，呼和浩特市民族乐器厂的制琴师们，与内蒙古歌舞团、内蒙古直属乌兰牧骑的音乐工作者拉苏荣、青格勒图等人合作，开展了对火不思的研制工作，在传统火不思的基础上制作成功新型火不思。乐器造型设计符合蒙古民族的传统习惯，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琴首顶端犹如箭筒，其上雕出一张搭箭的满弓，琴头左侧并列的四个琴轸，形如四根箭翎。共鸣箱呈扁葫芦状，内腔较传统的音箱增大近两倍，不再采用硬木为背、面部蒙皮的传统工艺，改为全木制的共鸣箱，选用质松纹细的桐木薄板作为面板，背板和框板则使用质地较硬的色木制作，面、背板中部都做拱形凸起，由于对背板木材采取了提琴制作工艺那样的径切、对拼，呈现出美丽的髓线纹理，犹如放射状光芒。在音箱的边缘部分，绘有蒙古族人民喜爱的花边饰缘。面板中下部两侧，开有民族图案云朵形的音孔。吸收某些弦乐器的设计，在音箱中增加了音梁，使发音集中，音响洪亮、浑厚，音色优美。为演奏和携带方便 ，缩短了琴杆，在琴颈上增设了红木指板。为发挥演奏、伴奏中的民族特色，在指板上粘有24个～26个骨制音品，品上嵌有铜制品峰，音品按十二平均律排列。琴轸系弦的一端，采用可微调的齿轮铜轴，张四条尼龙钢丝弦。已制成系列火不思，有高音、中音、低音三种形制， 四条琴弦都按五度关系定弦，低音火不思为：c、g、d1、a1，中音火不思比低音火不思高一个八度，高音又比中音火不思高一个八度，总音域c—c4，达四个八度。1980年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中，青格勒图用新型火不思演奏了蒙古族传统乐曲，受到听众的欢迎和好评。这一成功之作，亦被载入《中国乐器图鉴》大型画册中。演奏时，奏者可坐奏或立奏，将琴身横于体前，琴首斜向左上方，共鸣箱置于右腿近腹处或挟于右腋下，左手持琴，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均可按弦，右手执骨制拨子或拇指、 食指戴假指甲弹奏。其指法有弹、挑、双弹、双挑、拂、扫、分扫、滚、敲、打、连扫等，可弹双音或三、四条弦上的和声。这种新型火不思，发音清晰、明亮，音响圆润、淳厚，音色柔和、优美，富有辽阔草原之情调。可用于弹唱、独奏、合奏或为歌舞伴奏。独奏乐曲有 《阿斯尔》、《森吉德玛》、《小黄马》、《黄旗阿斯尔》等。
